韦卓民:杰出教育家和西方哲学研究专家

作者:李良明、申富强 发布时间:2017-03-13

导语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将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建成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学。他还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是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学人都绕不过他。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将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建成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学。他还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是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学人都绕不过他。

     一年拿下哈佛硕士学位韦卓民(1888-1976),原名韦钜,字勋奥,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著名教育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
     1888年12月7日,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五区翠微乡人和里三级石一横巷4号。他的祖父是茶叶商人,常往来于澳门与珠海之间。他的父亲韦鲁时,年轻时曾随祖父经商,后因生意不好做,北上汉口为当买办的堂兄做帮手。韦鲁时共有9个子女,韦卓民是唯一的男丁。他极受疼爱,被寄予厚望,取名“卓民”就是希望他卓尔不群,将来能光宗耀祖。
     韦卓民6岁入读私塾,悟性极强,读过的书大都能背。因深知外语的重要,韦父1902年送14岁的韦卓民到澳门学英语,第二年,又把他带到武昌入读教会办的文华书院。此后韦卓民不顾丧父带来的悲痛和困难,半工半读,发奋图强,于1911年1月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士学位,以最高荣誉生毕业。随后,韦卓民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教师,讲授数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史及国文等课程。同时,兼攻文学硕士学位。
      1915年,韦卓民修满文学硕士所需学分,获文学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孟子之政治思想》1916年在上海出版,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9月,韦卓民被推荐留学哈佛,在研究院哲学系就读,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他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霍金(WilliamE.Hocking)教授。霍金学术造诣很深,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给韦卓民开列许多必读书目,每周听取汇报,进行点评指导。严师出高徒,韦卓民勤奋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硕士课程,1919年顺利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修完了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全优。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他提前回国,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韦卓民回国后,霍金对他这位得意门生念念不忘,他后来这样评价韦卓民:“只要你认识了韦博士就忘不了他……他的活力与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心目中只有华中大学1924年秋,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原文华大学校长美国人孟良佐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被推选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1927年,因时局动荡,华中大学临时解散,韦卓民决定到欧洲去求学。当年9月,他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过著名哲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的严格考查,他在哈佛的成绩得到承认,免去了资格考试,正式成为这位名师的博士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还先后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欧洲著名学府旁听和研究,为其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深厚基础。1929年7月,韦卓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孔门伦理》,顺利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出任重建后的华中大学校长,从此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了22年。
      为了华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他殚思竭力,呕心沥血。为了把华中大学办成武汉甚至中国有影响的大学,韦卓民把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且又受到严重阻抑的情况下,华中大学应“一意讲求高等学术”,为中国培养“立德立言立功,发奋天下为雄”的高水平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师。为此,他通过各种办法网罗人才,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的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如楚辞学家游国恩教授,文论学家包鹭宾教授,社会学家许烺光教授,物理学家卞彭教授、桂质廷教授,教育学家黄溥教授、胡毅教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徐作和教授等,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他还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访问和讲学,如李约瑟博士、费正清教授及著名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正是有了这些举措,华中大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蜚声海内外。

      在课程设置方面,华中大学各系、各专业课程安排除了重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还注重培养他们动脑动手和从事社会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满足国家建设对经济人才的需求,韦卓民提出建立经济学院。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汉口是一个大商业中心,随着铁路干线的完成,势必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我们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地投进商业中去。”为此,他引进了一大批毕业于美国名牌商学院的中国学者。华中大学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在华中地区的教育界和商界大显身手。

     韦卓民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如甄别考试制、校舍制、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根据甄别考试制,华中大学的学生入学便要进行摸底考试,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成一个班,分别上不同的课。华中大学高度重视外语,除国文和中国史等课程,教学用语基本上都是英文。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四科成绩皆合格,且各科平均成绩为67分以上者,才能进入三年级,否则要重修或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勒令退学。由于考试要求很严,华中大学的学生淘汰率很高。以1929-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为了解学生思想、指导学生学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韦卓民还借鉴英国的做法,在学校里推行“导师制”。一二年级的学生有生活和一般业务导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专业导师。导师每月必须和学生共进一次晚餐,以密切关系。韦卓民订立的制度,看似严苛,却很好地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着日寇的步步逼近,武昌危在旦夕。1938年7月,韦卓民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为了给国家保留人才,保留中国教育的根本,决然将华中大学西迁。
      1938年7月3日,华中大学迁离武昌至桂林,并于同年9月在桂林开学。但好景不长,1938年圣诞节,由于日军频频轰炸桂林,学校再次于1939年3月16日西迁,经越南至云南大理喜洲。在两次西迁过程中,华中大学坚持着正常的教学计划,从武昌到桂林经越南再到喜洲,“长达八千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占全年五分之一,员生坚(艰)苦至可钦佩也”。华中大学的校风、教风、学风由此窥豹一斑。
      在喜洲期间,华中大学因为经费紧张,韦卓民把自己在欧美讲学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办学。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8年,招收过8届学生,其中云南籍的学生达300多人,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林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工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都有华中大学毕业或曾在华中大学读过书的校友。它们中大多数都已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骨干力量。
鉴于华中大学在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华中大学20周年校庆时,国民政府政要纷纷题词。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题词:“菁莪乐育”;立法院长孙(科)题词:“博爱为怀,树人是志,缔造艰难,充实设备,教育恢宏,人文荟萃,廿载程功,青年受赐”;云南省龙(云)主席题词:“为国育才”;湖北省陈(诚)主席题词:“培育英才”;四川省张(群)主席题词:“缔构廿年,播迁万里,为国家弘作育,即为建设植深基”;广西省黄(旭初)主席题词“桃李成蹊”。这是对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的充分肯定和嘉勉。
      抗战胜利后,韦卓民又到处筹集资金,于1946年6月将华中大学迁回武昌,倾注全力兴学育才。正如他的儿子韦宝锷教授评价所说:“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华中大学。”
      悉心研究西方哲学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腊等外语,尤其是英文,与母语一样好,连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惊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良好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贡献良多。
韦卓民早年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如他的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对中国的人伦道德赞许备至,认为“中国人优秀的道德准则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财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应邀赴美英讲学,受聘为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着力宣扬中国优秀文化。他在美国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专题讲座的讲稿,汇编成专著《中国文化》,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说,韦卓民向西方阐述中国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韦卓民晚年则着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1952年卸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全力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四位划时代的人物。有感于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国尚无,韦卓民从1957年起,尽管被错误打成“右派”,且年届古稀,仍以极大的毅力,把康德的8部著作300多万字翻译出来,其中有4部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翻译了4部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多万字。这期间成为他个人学术成果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他也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著名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文革”期间,环境更加恶劣,他已年过8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撰写《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直到1976年逝世前几天,共撰写了50多万字,可惜未能完稿。
      韦卓民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遗著包括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教育学等90部,达七八百万字。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将这些著作整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选自李良明、张运洪、申富强编著:《韦卓民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360-376页,有删节。)

《韦卓民全集》(《韦卓民全集》,韦卓民著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11卷本《韦卓民全集》全面收录韦先生在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逻辑学、教育、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译著与论著,展现了这位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的文化巨匠在多个领域的精深造诣。这是韦先生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是国内西方哲学、教育学和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亦是全面研究韦卓民先生的最佳文本。文集中,《逻辑导论》《新亚兰特斯》《一切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论》、韦先生完成于192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等大量弥足珍贵的遗稿,系首次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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