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邢福义先生五十多年的师生情

作者:卢卓群 发布时间:2018-01-22

导语
1959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到1960年10月,一年的学习生活,我知道了许多老年名师和优秀中青年教师,邢福义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同学们都喜欢听邢老师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他报告的会场总是挤满了学生。到大二,我出于爱好,自发地接触语言方面的书文和教语言课程的老师。三四年级偏重语言学科则是自觉的行为了。在读时,我向邢老师请教的时候最多,为什么呢?
    (卢卓群,男,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语言学会会员。湖北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词汇、汉语成语、语言教育和辞书编纂。出版著作有《语法语汇问题论集》、《汉语小论文写作初步》、《汉语研习与论文写作》等。参编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曾合作获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北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3年12月22日,晚,九点多钟,北京,中国影视大乐园。演播厅内,正在拍摄河南卫视大型文化节目《成语英雄》的一场决赛,台上“成语先生”(评委)钱文忠、崔永元、蔡志忠三位在与选手答问对话。我在台下和工作人员一起为台上提供相应的服务,并要随时解决突发的问题。
    手机响了,是邢福义老师的电话,邢老师已经找到舒邦新,在上海,告诉了我他的新手机号,我随即在我审稿的脚本(副本)上的空白处记下了舒的手机号,告诉邢老师明天一定回汉。下午两点多钟,邢老师来电话,要我、舒邦新,还有高我一届的汪文汉,和他合拍一张照片,放到即将出版的《邢福义学术陈列室》中。
    舒邦新我曾多次联系,三个电话都打不通,可邢老师一下午就联系上了!23日下午六点多钟我到家了,又跟舒邦新联系,他还在火车上。他在上海主编《舒氏统谱·文献卷》,是请假回来的。我在北京为拍摄《成语英雄》决赛服务,还好22日晚拍摄完毕。我们约定24日上午8点在湖北大学门口相见,一同去邢老师家。
    到邢老师家,邢老师给我们看即将定版的《邢福义学术陈列室》。一页页翻阅,中间有一页缺一张照片,邢老师说,这里要补一张“文革”前的学生的照片,这就完整了。翻到了这本画册的最后一页“后记”,第一段讲:“现在是2013年12月31日晚上10点,过两个小时,神州大地上就会响起2014降临人间的悦耳钟声,邢福义先生将跨进80岁的年龄段;奋斗不息的他,将开始新一段的征程。”
    一会儿,我们走出去,到华师校园内照相。《邢福义学术陈列室》(汪国胜 匡鹏飞 邓天玉 沈威编)于2014年3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我们和邢老师四人的照片刊登在82页上。照片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并在三名学生的上头打上了“舒邦新研究员”、“汪文汉教授”,再是邢福义老师,“卢卓群教授”,照片上还印有“五十多年师友情”七个字。
 
     一、非凡的汉语教育施教者

    1959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到1960年10月,一年的学习生活,我知道了许多老年名师和优秀中青年教师,邢福义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同学们都喜欢听邢老师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他报告的会场总是挤满了学生。到大二,我出于爱好,自发地接触语言方面的书文和教语言课程的老师。三四年级偏重语言学科则是自觉的行为了。在读时,我向邢老师请教的时候最多,为什么呢?

    答疑而后又给疑
    那时,中文系在昙华林。一天下午,我在水塔边的沙子路上碰到了邢福义老师,我说“一”的用法弄不清楚,想向他请教。邢老师停顿了一下,跟我约了时间,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去他家听答疑。我按时到了邢老师家里,这次答疑真是非同一般,使我大开眼界,大学老师真的不同于中学老师。
    邢老师的答疑分三个层次,首先讲清楚“一”的基本用法,二是讲出还有哪些争议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三是告诉我还可读哪些相关的书和文章。这次答疑印象极深。离开邢老师家,我还在自言自语地说:不寻常,不寻常,真是不寻常!邢老师不是一般地回答问题,更不是应付了事。对邢福义老师的钦佩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寝室,写了一篇笔记:《“一”的用法》记下了邢老师讲的基本用法的要点,有近四页纸。这篇笔记的最后写有:“1962年10月15日写下这篇纲要。这是经过邢福义老师的解答后才写下的。”后来,我一直在回想邢老师的这次答疑,再往后,后悔没有把邢老师讲的第二层意思记下来,有些争议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曾经想再去找邢老师,可时间过了好久,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了。虽然第二层的具体内容记不上来,但使我认识到这第二层是答疑之后又提出的新的疑问,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次答疑影响到以后的思考问题、写文章,乃至后来教学中对学生的答疑。这样的一次教学答疑影响学生的一生、一生的许多方面。这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这种思维方式还在我的生活中起作用。

    这次答疑以后,我有问题就往邢老师那里跑。在记录《“一”的用法》这个笔记本中,写有《复句与判断》、《复句结构分析》、《多重复句分析》和《关于多重复句的图解》几篇笔记,里面的一些问题都请教过邢老师。在后两篇笔记中间,夹有一张小条,反面是空白,上面是邢老师给图解的复句,以解决我提出的疑问。这张小条是邢老师顺手从写字桌的抽屉中拿出来,是邢老师的小孩上华师幼儿园的缴费收据,上面写着缴费人是邢老师的小孩“邢孔亮”,交费的时间是“1962年6月15日”,这是我向邢老师请教的“历史证据”。这本笔记本幸存下来,至今仍然珍藏着。(“文革”初期,我的日记、信件、笔记全烧掉了,以后不再写日记了。80年后,只是简短记下要事,并非日记。)

    步步诱导引进门
    我学俄语时,接触到《普希金语言词典》,于是采用编词典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诗词。这时已经读大四了,是比较忙的一年。我还是抓紧时间,见缝插针,做毛主席诗词的卡片。到毕业前夕,写出了《毛主席诗词词典》样稿A-D组共134条。样稿的末尾记有:“1963年8月初于武昌昙华林5907班寝室”。我把样稿拿去给邢老师看,谈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学习心得。邢老师说我是“创造性学习”。后来,邢老师要我把诗词中的词语归类,按词类分析,这就把“词典词义”(静态的)和语法语用(动态的)联合起来分析,是一次研习中的飞跃。我发现毛主席诗词中数词的运用有它的特点。
    后来,邢老师要我先分析诗词中的数词,我又专门做这项工作。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工作之余仍然抽出时间继续做。再后来,要我从毛泽东诗词中数词分析过渡到对普通数词的分析,比较看看。这是研习中的第二次飞跃。这就把分析对象由点到面、由特殊到一般了,考虑它们在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的特点。又进一步缩小包围圈,集中到它们的组合形式及用法上,又由其面到点了。经过邢老师一步一步地不厌其烦地诱导,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写成了《说十百千万的组合》。文章一写好,带着几分兴奋,急忙从汉口过江到邢老师家。那天还下着雪,是晚上,不知是多晚,我到邢老师家里时,邢老师已经睡了。他又穿衣起来,点起煤油灯(那天停电),看我的稿子。邢老师鼓励我说:“进入了研究的范畴。”

    后来,“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很多杂志陆续复刊。经邢老师推荐,在《语文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二期发表。这篇文章的稿费很高,我用一部分钱到一家茶庄买了一个小茶叶盒,里面称了几两茶叶,拿了发表文章的这本杂志,里面夹了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了五个字“导师的心血”,一起送给邢老师。邢老师是不要学生送东西的,这次我为特例,他收下了。出校工作了,还是像在校读书时一样,经常向邢老师请教,邢老师总是态度平和地跟我解答一些语言问题或指导我的习作,邢老师常常把问题拓展或引向深入。

    个个环节皆指教
    由于长期习作,长期请教,专业论文写作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不碰到。说几个论文写作的主要关键环节的指教。
我写习作《“于字句”之“于”字》,邢老师帮我查出相关的论文索引,又指导读书。我当时工作单位的汉语资料很少,只得求助邢老师,邢老师都给予了帮助。有的文章还提供例句,并指导分析。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篇短文章《列举省略的特殊表示法》,从读书时一直写到工作时,反复写,反复给邢老师看,文章上头还有邢老师的批示文字。由于我的悟性差,这篇文章写得硬“犟”住了,提不出观点,还是由邢老师指导提出论点的,这是解决论文写作的关键问题。到了写《论“动啊动啊”及其有关格式》时,和邢老师讨论指导提取论点时,就显得稍微轻松一点儿。这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过邢老师十几年的教育训练才获得的。我总觉得自己能力差、进步慢,研习的进展慢。
    在表达方面,直到写得表达能力达不到要求时,邢老师才动手给予指导修改。如写一篇短文《谈“一+动词”》,最后一稿邢老师看了后,拿出剪刀和浆糊,将稿子剪成几段,上下挪位调整,贴好后,再作小处修改。邢老师的博士生张静去年走上工作岗位前到我家来玩时,聊到邢老师说现在改文章调段落多方便,在电脑上“咔”一下,上去了,“咔”一下,下来了,以前要用剪刀浆糊粘贴。这使我马上联想到邢老师六七十年代跟我改文章的情景。
    我老婆常说我:“死眉瞪眼的,笨。不晓得邢老师是怎么样把几个字锥到你脑壳里去的。”我总是从客观去找原因辩护:妈妈把高度近视遗传给我,么办呢?好在妈妈皮肤好,也传给了我。父亲遗传的皆坏:一是中年白发,二是老年高血压。我两眼半瞎,一头白发,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从中年起我就染发,一头充满光泽的黑发,传递着年轻的信息。由此染发,一染就到了七十四岁。这以后,突然变成一头白发。这不知道“笨”和“染”有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和眼睛不好是有关系的。我想“笨”是缺点,肯下笨功夫,应该是优点。特别是有邢老师长期耐心的指导,总可以补上一些不足吧。我这样想,优缺点可以“相生相成”,我希望能做到“相生相克”就好了,怎样使优点产生,使缺点克制呢?——邢老师那里也有办法!这是我下一个要向邢老师学习的专题。
    我向邢老师学习、请教了50多年。尤其是前40年即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差不多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到邢老师家里求教,带去的都是汉语问题,几乎没有时间涉及汉语以外的问题。每次邢老师都是热情接待,认真解答与讨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这时,我清理了一下所写的论文和笔记,经邢老师批阅过和看了后口头指导过的,共有94篇,并得到邢老师的确认。此后仍然在请邢老师指导我写的论文。经邢老师指导的论文,无疑,超过了100篇。
    九十年代初,邢老师就考虑我出论文集的问题,随后又帮我筹措出版费用,并极热情地为之作序,邢老师在序文的开头两段说:
  “卓群的《语法语汇问题论集》即将出版,仅用“高兴”或“万分高兴”这样的词语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卓群195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3年毕业,读书期间,他对语言问题就产生浓厚兴趣,因而很自然地跟我这个现代汉语课程的青年教师熟悉起来。三十多年来,不管气候如何变化,他总是经常跟我来往,经常跟我讨论这样那样的语言问题。大概是1966年或者是1967年的一个春节,我妻子带孩子去衡阳看望岳父岳母,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大年初一,卓群一早就提来了一盒子卡片,于是我们一起对有关的问题讨论了将近十个小时,中饭时,每人吃了两个烧饼,喝了一碗米酒。古人所谓“同类相从”、“同气相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本《语法语汇问题论集》是1994年由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邢老师的序言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激励我更加奋发努力。
    我常想,我和邢福义老师仅仅是师生关系,然而邢老师却是长期地认真地毫无厌烦地对我进行汉语教育教学,对他来说,全是付出。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为什么能这样?
    我从邢老师给我的《汉语小论文写作初步》的序言中得到启示。序中说:“学校和教师怎样塑造大学生,大学生本人怎样塑造自己,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关系到国家发展的万年大计。”

    邢老师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教育教学问题。邢老师指出:“学会做研究工作,既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凸现的重要途径,又是一个学者成型和成器的必要条件。对于教育部门的教师来说,不应该把学生捆绑在课堂上,不应该把学生禁锢在教科书里。因此,一方面固然应该要求他们学好课程,打好专业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尽快地引导他们通过研究来带动学习,把思想触角伸向新的高度,新的侧面甚至新的境域,让他们不辜负青春年华。” 这正是邢老师从事教育和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对我实施教育教学的具体作法。

    一个编外的正式研究生
    1981年,邢福义老师开始招收研究生。可惜我因”超龄“而无条件报考,邢老师就叫我跟着研究生一起学习,有活动也通知我参加,把我当作正式研究生一样看待,只是校方的正式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要比这些研究生大一二十岁,可因长相显得年轻,站在他们中间完全可以鱼目混珠。(谈到这里,我插一个小故事,作为”夹注“。2013年的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坐在第一排,中途一站,一位老大爷行动不太利索地上车来,他老伴在后面看护。见老大爷,我站起来说:“大爷,您请坐。” 大爷微笑:“谢谢!” 我说:“您精神还不错,您多大年纪了?”大爷回答:“七十六。” “不错,能活动就好。”大爷问:“你几岁了啊?” “您看呢?”“四十多吧?”“哦哦,四十七了。”这一年我七十四岁,可能是染了头发,骗了大爷。)这个“优越条件” 使我长期“潜伏”在邢老师的研究生队伍里,跟着一起学习,不大知情的师友,都认为我是邢福义老师的(正式)研究生,其实,邢老师早就是我的导师了。
    1991年,邢老师招收第一届博士生,我也跟着学习。第一次课就是讨论入学试题形容词“厚厚薄薄、长长短短”之类的反义叠结问题,后写出了《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发表在《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上。文尾说明:“本文跟李向农、丁力、储泽祥合作,卢卓群同志始终参加讨论。”收入邢福义著《语法问题思索集》69页——86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师生合写论文,是邢老师卓有成效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分析、讨论、写作,再分析、再讨论、再写作,反复进行,最后由老师统稿写出,学生再讨论学习,老师总结。我不仅参加邢老师与研究生合写文章的讨论课程,邢老师还带领我合写了篇《“与其P,不如q”择优推断句式》,经过反复研讨、学习和写作,我对论文的写作研究,不论是例句选用,论点提出,还是分析角度、方法、写作层次等多方面,都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突破。邢老师对我,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当作正式研究生来带,我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尽的。
    现在,我在华中师大语言所跟每一届硕一新生讲怎样学习做研究工作,题目是“汉语研究入门”,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全来源于邢老师对我的指教,所讲的课程内容,基本上来源于邢老师的讲授和他的论著,同时也学习先哲和时贤的相关论述,针对学生实际进行教学。我常提醒自己,要像邢老师那样,全身心地教好学生,这也是我对华中师大、对邢福义老师的一个回报。这份很薄的回报,却也凝结着邢老师很多很多的心血。

    邢福义老师,作为一位非凡的汉语教育的施教者,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二、卓越的学术活动领导者
    学术活动,一般指组织和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访问和交流,各种学术报告、学术调研和科考,学术著作的研讨与编写,学术沙龙、学术机构的创建等,广义的学术活动还包括各类学术领导活动、学术规划活动、学术咨询、学术刊物的创办和出版、学术教育和学人的宣传与推介、学术活动及其开展的研究、学术团体的工作研究等。这些活动邢老师都参加过,有的正在进行。
    比如,邢老师是国家科研规划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都是做高层次的学术活动,邢老师还主持两年一次的系列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又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全球华语语法研究活动。邢老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多且广泛。

    这里谈的学术活动是我亲历的在湖北省语言学会的学术活动。1978年学会恢复活动以来,邢老师历任学会副会长兼秘长、会长、名誉会长至今。我讲三个方面。

    力求形成“湖北意识”、“武汉意识”,力求我省语言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邢老师要求发挥理事会一班人的作用,狠抓学会的学术活动,提出团结我省我市语言工作者,为形成“湖北意识“、”武汉意识”作出努力,力求使我省的语言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湖北省语言学会的雏形是1954年成立的武汉市语文学会,到1956年,学术活动已经开展得相当正规了。我们学会是湖北省创建的最早学会之一。“文革”结束后,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与准备,于1978年12月正式恢复活动,定名为湖北省语言学会,召开了第一届年会,我有幸参加了这届年会,并报告了论文——在邢福义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说十百千万的组合》,邢老师在学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要我为学会做点工作。此后,一直跟着学会一起活动,我也在学会活动中受到锻炼,不断成长。
    第一任会长严学宭先生在代表学会理事会主持的第一届年会上,确定了学会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科研重点,近期活动内容、措施等。在对今后的要求中,提出了学术研究要建立本省特色,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倡集体研究,同时注意发挥个人特长,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批判继承,着力培养人才,扩大语言研究队伍等。(详见《中国语文通讯》1979年1—2期合刊载《湖北省语言学会积极开展活动》)制定并通过了《湖北语言学会章程(草案)》,为学会开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会理事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组织召开每两年一届的年会,组织学术报告,开展学术讨论,交流学术信息,以践行学会学术研究的计划实施学术任务,以推进研究获取新的成果。每次年会人数少则五六十人参加,多则有100多人。每次年会后由邢老师主持出一期《湖北省语言学会通讯》刊载会议报道和相关文献,发表会员的年会论文提要,进行省内外的学术交流。每次年会,参加会员都有新的收获,新的喜悦。年会活动的蓬勃开展,成为我们学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这是学会的常规性工作的一个大的方面,是学会理事会下力去做的。
    回忆这二十多年,大型活动有这么几个:
    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卫会、全国学联、全国美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联合倡议,在全国开展“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活动。
    湖北省语言学会积极响应。于1981年4月,学会召开了“语言美”座谈会,讲究语言美是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德。十年浩劫中被破坏了,如今要拨乱反正,说话要文雅、和气、谦虚,以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由副会长兼秘书长邢福义老师主持,会长严学宭先生作小结。(详见《湖北省社联通讯》1981年第2期载《湖北省语言学会召开“语言美”座谈会》)。让与会代表收到了一次精神文明的教育,带头参加“五讲四美”活动。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的热潮,学会在会长邢福义老师领导下,写出了《文化语言学》一书,1990年9月出版,影响甚大,内地和香港传媒都作了专门报道。邢福义老师在湖北省语言学会第七届年会的开幕词中说:
    我们学会一向把成果、人才和学风三者看成一个‘集合’。拿出一批成果,造就一批人才,形成一代学风,这是我们通过一届又一届年会所要努力达到的目的。今天高兴的是,我们学会工作又有不少新的论著问世,又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引起语言界的重视,我们既求新又务实的学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特别应当指出,从上届年会以来,我们学会的学术活动加强了群体性,更加注重集体智慧的发挥。举例来说,1990年9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会员进行集体协作的成果。这部书的序言末尾,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本书的撰写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者都是湖北省大专院校语言专业的教师,绝大多数是武汉地区的。……编写班子一拉起来,大家就特别强调了“武汉意识”、“ 湖北意识”。意思是说,湖北省、武汉市的语言工作者要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子力量,在主题明确的大型研讨活动中,互教互助,同步前进。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摒除文人相轻的习气,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迈开了整体奋进的步伐,应该说,这是比写出一两本书更为宝贵的收获!我在这里特别引用这段话,目的就是想说明:科研尽管是个体性很强的活动,但我们必须加强‘湖北意识’,努力加速集体奋进的步伐。
    该书于2000出版了增订本,其影响越来越大。会员集体编著《文化语言学》一书,从学会活动的角度讲,邢福义老师作了精辟的阐述并身体力行,带领我们去做。
    1992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等单位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5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作为秘书长代表学会与会并发言,发言题为《毛泽东语言运用的群众性原则》(与邢福义先生合作,载《理论月刊》1992年第5期;收入论文集《不灭的明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同时还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延座讲话》5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发言题为《毛泽东运用成语典故的特色》(载《语言文字规范化文集》,长虹出版社,1992年)开启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语言的新课题。
    1992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改用规范的简化字。6月,湖北省语言学会和华中师大语委、语言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湖北省语委代表、华师语委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大家一致为规范简体字取得正体字的地位叫好。这标志着汉字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次活动,《理论月刊》1992年第9期上发表了座谈会纪要。《语文建设》等刊物作了报道。
    1993年12月,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省社科联要求各学会上报有关的研究课题,秘书处要求各位理事会和会员上报课题。在邢会长的指导下,秘书处上报了“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得到省社科联的肯定。秘书处邀请了30多位会员参加编写,由邢福义老师任主编,并组织、主持了相关活动。首次编写工作会议由武汉电视台5月9日和中央电视台5月16日作了较长报道,引起了同行和社会的关注。
    该书近40万字,于1993年12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学会于12月23日在华中师大科学会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出版座谈会”,会后,《武汉晚报》12月24日,《理论月刊》1994年第3期,《书刊导报》1994年第1期等传媒都对座谈会的情况作了报道。从全国各地的学者来信看,对这本书的价值、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邢福义会长说:
    可喜的是,我们湖北省语言学界不管在哪个分支学科,都不仅能跟上全国语言学的步伐,而且有自己的特点。1990年,我们出版的集体著作《文化语言学》,强调“湖北意识”、“武汉意识”,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93年我们又出版了近40万字的集体著作《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再次强调“湖北意识”、“ 武汉意识”,又产生有了相当的反响。 
  “湖北意识”、“武汉意识”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的意识。本届年会是对两年多来我们研究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我们的“团结协作锐意进取意识”的检验。我们深信,湖北省语言学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这个集体永远能够跟全国语言学界同步前进。(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八届年会开幕词》)
    1998年11月在黄石召开的第十届学术年会,我们和全国语言学界一起,纪念《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邢福义会长在开幕词中谈论了马建忠和《马氏文通》,阐释了100年来汉语研究的三个时期:套用期、引发期、探索期。谈到了在这世纪之交我省语言工作者怎么办?提出了四句话是六个字:“认准目标,立足事实,扩大视野,力所能及。”
    邢老师强调汉语特点,要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强调立足汉语事实,深入发掘,揭示规律。如今,汉语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还为世界人民服务,为科技服务,为信息处理、机器翻译服务,我们要扩大视野,让语言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强调力所能及,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反映求实奋进的学风。
    邢会长联系100年来的汉语研究,展望21世纪,鼓励我们以坚实步伐,朝气蓬勃地向前迈进。会上组织了专题报告、专题发言和信息交流。这个百年汉语研究的总结,让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去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时代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十多年来,学会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我国十位著名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之一的《邢福义自选集》和“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的《邢福义选集》为代表的优秀成果数以百计地涌现出来。每届评奖我们学会都有获国家、省市和单位的优秀成果奖。学会也评论文奖,在邢老师的指引下,特别注意扶持青年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对他们的成果,专门设有新苗奖,以鼓励青年早日成才,引导他们健康成长。我们始终把邢会长指示的团结协作、锐意进取、脚踏实地、奋勇向前的学会精神灌注到我们学会的每项学术活动中去,让新成果、新人才一批批地不断地涌现出来。

    大力支持学会以外的学术活动,强调国际学术交流要有自己的理论
    支持学会以外的一般性学术活动,主要是支持并参与学术会议的召开。
    我们参与协会规模较大的是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那时,严学宭先生,邢福义老师,我们学会的一般人都出动了,参与大会筹备,会务接待,后勤等工作。在武汉,主要由严先生和邢老师组织筹划。邢老师在“前线”部署指挥,会务组的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地进行,一切工作都按计划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会议开得很成功。邢老师谈到那次会议时说:
    1980年,我们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承担了在武汉召开全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的重大责任。当时,包括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在内的我国语言学界权威学者几乎全都集会于武汉,揭开了我国语言学史上加强学术交流和加强学术合作的新的一页。由于我们学会在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所作的努力,再加上我们学会的成员近年来在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方言学、理论语言学等方面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因此,我们学会在整个语言学界赢得了声誉。(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五届年会开幕词》)
    学会参办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再如1986年全国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1991年全国青年应用语言学术讨论会,1995年全国方言学会第八届年会,1996年新时期语法研讨会(国际)等。我们学会有义务、有责任参与这些学术会议的服务性工作。我们学会成员在其中也受到锻炼和提升。此外,1982年学会参加举办了语言学进修班,有社科院语言所、北大、人大等单位的教授讲课,我会讲课的有严学宭、夏渌、詹伯慧、邢福义4位先生。80年代中,学会还支持我省师专《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邢老师在开辟研究双语双方言这个新课题,为建立双语双方言的深圳基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邢老师是历史功绩者之一。
    1977年到1978年间,邢老师跟我谈得最多的就是双语双方言方面的问题。后来有一个概括的表述:
    我想说一小段历史,陈思泉先生在选择接受汕头大学或深圳大学的聘请时,曾跟我在一起商议过。我们谈论的不是哪所学校更好,而是哪座城市更有利于开辟语言研究的新天地。最后选择深圳。因为深圳有得天独厚的丰富语言资源,又毗邻港澳,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选定深港片语言问题—双语双方言现象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开拓性的探索与研究,有利于开辟语言研究的深圳基地。在南方独树一帜。那时我们甚至议论道:要在深圳建立语言研究机构,召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以巩固科研成果和提高学术水平;应该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建立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而且要持之以恒,逐步拓展研究范围,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与探讨,为发展我国新兴的语言学科做贡献。只要这样就能在南方真正地独树一帜。(邢福义《汉语双方言研究基地将永放光芒》)
    此文发表在1999年深圳市语委编辑的《深圳,八方共一语》上。邢老师和陈老师在这里绘制了一幅美好的蓝图。那时,在邢会长领导下,为动员学会会员参加双语双方言学术研讨会做些宣传工作,吸引会员到深圳去参加研讨会,邢老师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去深圳,参加这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邢老师作为这次学术活动的顾问和咨询,每次都有重要讲话,主要体现在开幕词中。
    陈思泉老师从武汉大学调到深圳以后,还是这样一步一步踏实而扎实地去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丰硕成果。这也表明,邢福义老师在学术活动中分析问题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体现了邢福义老师对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活动的推进的卓越见地。
    常见的学术活动之一是学者间的互访交流。比如,在召开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前后,来汉讲学的有王力、吕叔湘、邢公畹、周祖谟、俞敏等老一辈学者,稍后有赵元任先生等来访,来访的作学术报告的还有陆俭明、张振兴、张慧英、于根元等许多中青年学者。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国际间的学者互访比较频繁。学会接待的有美国的杨福绵、李英哲、黎天睦、法国的白梅丽,德国的贾腾、施雅丽、史必斯,新加坡的周清海、张敏,以及俄国、挪威、瑞典、日本等国的学者。会长邢福义先生访问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邢老师在谈到国际交流时说:
    这几年,国际交流不断加强。……对中国学者来说,这是了解国外研究情况、引进国外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很好机会。但是,我国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理论不能只是单方面引进,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东西,应该有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八届年会开幕词》)
    邢老师还谈到学者们正在努力去做。邢老师谈到的国际交流的根本问题,对于国内的学术交流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注重学会建设 形成学会精神
    学会建设,主要是形成一种“学会精神”,包括“湖北意识”、“武汉意识”,特别是好的学风。一句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学会建设成一个成熟的学会,一个好的学会。邢会长说:
    一个成熟的学会,应该有它的良好传统,良好学风。我们学会是有自己的良好传统、良好学风的。这个良好传统、良好学风,我认为可以这样概括:脚踏实地研究问题,既有开拓的决心,又有务实的精神。简单来说,就是一求开拓,二讲务实。我们的会员从来没有一个人想通过学会来捞个什么名位,大家一心只想通过参加学术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来提高共同的研究水平。我们的会员在研究中从来不搞云山雾罩、令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的那一套,而且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荆门市语言学会开第二次年会时,我曾写了这么几句话:‘语言研究并不神秘。结合本职工作,抓住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详细占有材料,从中归纳出规律,总结出自己的见解,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只要是有心人,只要是有志者,就一定能在研究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取得可喜的成果。我想,我的基本意思就是要脚踏实地研究问题。这两年,我有机会跟我国老一辈权威学者,如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先生,多次在一起开会,讨论语言研究规划的问题。接受了他们的学术熏陶,我更感谢我们学会长期形成的学风是值得提倡的学风。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一个成熟的学会,应该是一个有良好传统良好学风的学会。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学会的良好传统和良好学风,不图虚名,不耍花枪,脚踏实地研究问题。只要坚持这一点,我们的学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我们一定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学术财富。”(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五届年会开幕词》)
    学会建设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学风、人才、成果三者“集合”的问题。前面已引了邢老师的话。邢老师有许多指导学会建设工作的谈话,为我们学会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奠定了基础,是我们学会工作要继续遵循的。
    一个好的学会,应该讲求‘三有’:第一,有充分活力的研究队伍。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分布合理而又相互协作的站在不同据点上的教研工作者,并且源源不断地充实生力军。第二,有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既讲量,又求质。而且努力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做得多,说的少,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老老实实地讨论问题,强调‘治学之道,学风先导’,‘文品第一,文章第二’。这三者互为条件,互成因果。令人高兴的是,事实已经表明并将进一步表明,我们学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始终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生机勃发的学术团体。”(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九届年会开幕词》)
    我们学会在邢会长领导下多次被省社科联评为先进集体。1992年初,社科联召开了两次秘书长会议,要求我学会总结工作,研究“学会学”,以推动学会工作。在邢老师指导下,秘书处根据收集的理事和会员的意见,写出了总结。我发言的题目是,“魂”·神·根·本——省语言学会是怎样开展学术活动的”,我们的总结提出了学术是魂,协作是神(基本精神),向下是根(强调面向全省各地区),结果是本(着眼于成果)这个发言受到社科联领导、到会秘书长的欢迎和看重。(本文发表在《理论月刊》1992年第九期上,收入论文集《学会工作理论指导与实践》。)
    1993年我们学会进一步总结学会工作,谈学会建设和学会工作方面的问题。于是又和邢老师讨论,我们提出了学会工作的四对矛盾,强调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必须坚持四个并重,这四对矛盾和使之并重的是:一、理论与应用并重;二、协作与单干并重;三、中心与地区并重;四、科研与收获并重。
    我们是在这四对矛盾运动中出成果、出人才、出良好的学风、出学会的特色。接着邀请我们在“湖北省首次社团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我讲了“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推进学会建设”,受到省民政厅的肯定。
    其实,关于学会建设问题,邢老师在历届年会的开幕词中,在平时的谈话中,已讲得全面、深刻,讲得具体、实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两点:一是具体实施;二是按上级部门的要求汇报,让上级领导了解我们学会。
我们学会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我们学会的良好传统和良好学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成果,出现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专门人才。我们学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邢会长说:
    江水滔滔,总有源头。我们学会今天取得的成绩跟老一辈语言学家在我们前头所作的努力分不开。我们感谢严学宭先生,周大璞先生,杨潜斋先生,李格非先生,朱祖延先生,还有已经去世的高庆赐先生;本届年会上我们特地组织了一个关于严学宭先生的专题报告,就是为了表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一辈语言学家对我们的指导。(邢福义《湖北省语言学第七届年会开幕词》)
    如今,邢福义先生虽已退出会长职务,只担任名誉会长,但他仍默默地为学会奉献着。邢福义会长为学会建设、为学会学术活动的指导和学会发展蓝图的绘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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